【線上審議示範場】高中學生在校園的心輔資源求助困境

(一)議題現況及問題：
近年來青年心理問題越趨複雜與嚴重化，除常見的心理社會發展議題外，高中生亦容易因精神疾病、自傷或自殺行為等心理健康問題影響學生以及校園安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資料中顯示2017年15至24歲族群十大死因中排名第二者即為自殺，又教育部統計2017年校園自傷自殺通報件數為1588件，其中以大專院校學生為最大宗。而根據衛福部統計處於2019年公布的資料中顯示，2018年15至24歲者共有210人因自殺喪命，較前年增加17人，增幅達12%，顯示青少年族群自殺率有顯著攀升的跡象。今年監察院所發佈的「青少年自殺防治策略及作為等情案」，更揭露國內青少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連續20年攀升，但當中學生自殺身亡個案近7成未曾接觸校內輔導資源。學生與校內輔導資源之間出現了什麼樣的落差？
就協會曾經協助過的個案而言，如果是因受到學校處分不滿，向校方提起申訴的學生，因目前許多高中都將申訴委員會相關業務歸屬於輔導室中，學生即便因為申訴或不當對待而有情緒壓力，也不可能向學校的心輔資源求助，輔導室本身的業務反而成為學生求助最大阻礙。
學生自己如何理解向輔導室求助的行為也很重要，因為在校內即便輔導室或專輔老師對於學生的個案內容完全保密，在高中校園內高度集體活動的情況下，同學仍然有可能根據求助學生的行蹤，得知同學曾經向輔導室求助，或正在晤談程序中。如果班級同學普遍對此抱持歧視的異樣眼光，極有可能讓學生在求助後備受同儕嘲笑，也讓潛在需要協助的學生卻步。

家長的態度是影響學生的求助意願與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家長基於精神疾病或憂鬱情緒的污名，拒絕學校輔導資源介入，讓學生即便個人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忙，也仍然求助無門。

更別說是專輔人員數量與學生需求間的巨大差距。台灣自2014年通過「學生輔導法」至今未曾修改過。當年的法規將原先在各項法規中的學生輔導工作相關規定整合，其中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實際需要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一人。」在此條件下，2020年，全台高中以下應聘的專輔人員為690人，但實際在職者卻不到550人，顯見其人力缺口。雖然教育部已在2021年實施加薪，但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羅惠群認為效果恐怕不彰，因為心理師需要負擔的成本遠高於教育部提供的加薪幅度。

少子化的趨勢下，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的學校為少數，法規中的「實際需要」考量的不只是學生的需求而已，還包含各校的經費等等，故許多學校採取聘任巡迴心理師的形式，搭配各班本來就有配置專任輔導教師。但目前巡迴心理師平均一人負責的學校都有五間以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每間學校的老師學生建立關係，又要在學校間交通奔波來往，讓專輔人員流動率高，現場出現資歷的斷層，有許多專輔人員都是五年以下的新手。雖然在三級制度下，一二級輔導可承接部分的量能，然而，一旦面臨校園危機事件時，仍然需要專業輔導人員的介入，而目前校園內的專輔人員數量遠遠不足真正學生的需要。

除此之外，協會研究後也發現近年來透過間接新聞報導認識這些高中校園的意外事件時，大眾媒體往往將焦點放在自傷或自殺者本身之心理狀況及其行為背後的原因，容易將這些事件歸責於校園心理諮商體系的力有未殆與防範之不利，同時鮮少以專業輔導人員的視角進行報導，忽略專業輔導人員於這些事件中角色的困境。

目前的輔導三級體制中，專業輔導人員包含心理師、諮商師、社工師，但學校系統中三個專業間的定位模糊，且法令沒有明確的劃分職務內容，是目前校園輔導體系中面臨的問題之一。又或如前述所提及的，在普遍專輔人員資歷不滿五年的情況下，個別培訓與督導資源的投入也是避免人力損耗的重要環節。

(二)議題與討論主題的相關性與重要：
今年度的討論主題為「心理健康」，故本次Talk以「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在高中校園的心輔困境」為題，關注校園內的學生無法向輔導系統求助的主因，以及專業輔導人員介入高危機個案的困難性，皆為維護目前在校學生心理健康的迫切需求。

(三)對Talk討論的期待：

學生輔導法設立至今接近七年的時間未曾修訂過，而校內的危機事件又頻傳，期待本次活動能邀請與校園輔導系統的多元厲害關係人參與，如相關的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老師、學生及家長等，在Talk中分享自己的感受、經歷及見解，並與不同意見的參與者產生對話。藉此可使參與者將了解不同角色對此議題的觀點與想像，並且一同發想如何共同改善現有的輔導體系，包含學生、家長對心理疾病的認知、政府資源的挹注、三級輔導間的聯繫與合作等，期待這場Talk不僅提升校園內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也能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促進公民參與，更重要的是產出針對政策提出具體的建議，促進校園輔導體系的完善。也使青年的看法能融入施政，提升青年公共參與意願。